我曾在周总理授意创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三年高中。我们曾自豪地进入了培养外交官的摇篮。文革的爆发终止了我们的理想。学之骄子的我们被分往祖国的四面八方。当我年满24岁有机会回京就读于北京化工大学时，曾以离开北大荒回到父母身边心满意足了。毕业后大龄生育孩子使我不幸患病，月子里得了格林巴利。因病毒累及延髓，全身瘫痪后难以完全康复。除了全身肌肉萎缩，记忆力比染病前也大大减退。
读工农兵学员期间，我学的专业是“无机化工”，在实验室和中试车间需要有好体力。可想而知领导和同志们能否将我与健康人等同对待。我经常是在自卑的情绪下挨过工作岗位上的每一天。
我工作上的不如意，一方面也有我健康障碍的原因。比如后来我们院从国外了测试金属元素的大型精密仪器—ICP等离子测试仪。因我原来是使用一台普通发射光谱仪，来负责测试样品中的金属元素的。新进口的测试金属元素的大型精密仪器，理应安排我负责操作使用。实验室领导都让我参加了学习新仪器使用原理和规则的培训了。可后来实际上是从其它实验室调来一位年轻同事，代替我负责使用和管理新仪器，而我未能进入那新仪器的实验室。理由是我手脚不利落，为保障价格昂贵的新仪器（价值20多万元）的安全，只有排除我对那台新仪器的使用权。我在本职工作中极其失意之时，幸而有从中学时代起即对俄语学习的爱好。于是我转而用大量业余时间学习，做在工作中可以使用俄语的准备。
7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后，苏联在北京展览馆第一次举办了“苏联科技展览”。同实验室的一位同事（是一位教育家的儿子，后来获得德国的博士学位）拉我同去看展览。他有意识地要我帮他与展台的苏联工作人员交流。我意外地发现竟能突然想起自以为早已经忘记的俄语句子。那位同事在他发起的英语角搞活动时，又有意地邀请我用俄语发言和演唱苏联歌曲。在同事的启发鞭策下，我就这样自然地又重拾起俄语。我们外附高中同学大都改了行，我们俄语班除两位（萧铁塔和郭大文）毕业于北师大后曾留学前苏联，其他同学或都改学了英语或法语而远赴欧美，或改做其它门类的工作了。一位同学对我说：“俄语是你失恋的情人，你再也找不回来了。”还有当了高官的同学也笑我说：“我才不用学外语呢，我有的是使唤丫头！”可我仍对俄语恋恋不舍，情愿做人使唤丫头。我冬季里一瘸一拐，不畏脚踏冰雪地，自费去北大上俄语的强化口语班。夏天里赤膊汗流地参阅并熟记大量俄语科技资料（前苏联的石油化工部科研技术曾是世界领先的）脑子发昏时，我就用睡眠记忆法。睡一会儿，背一会儿，还真有效于记忆！我曾默记下翻译成俄文的我们研究院说明书，以及大量的有关裂解技术的前苏联科技专利的文献资料。前苏联石油部长来访时，我曾斗胆为其与我院院长会面时做口语翻译。化工部外事局的人见到有我这人很想调我去。但听说我走路跛脚，外事局长即对我丈夫说，翻译里也有腿瘸的人，但我还不够级别。后来研究院和室领导批准我，去参加了国家选送留学生的外语应试班。在应试班里我荣幸遇到的负责听力课的北外老师，正是在北外附过我俄语的赵士英老师。我的俄语考试成绩终于通过了留学标准。院长也答应我，只要化工部给我们院一个普通访问学者的名额，就一定会给我。可我等到的结果是，有人到部里反映，我的身体不好，不能让我去留学。我一听心彻底凉了，无奈只好安心于本职工作。
另，我们科研技术的职称评定和晋升，是必须要有本人的科研成果的。由于我不大热爱化工专业，缺乏对业务的钻研精神，所以很难取得个人的科研成果。可在退休前我终于获得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那与我在与俄罗斯专家做科技交流中，曾在院内或随团出访俄罗斯时，能承担俄文翻译的情况，在我院技术委员会成员中留有一定印象有关。不可否认的是，在石油化工方面的技术交流中我敢于做口译，与在北外附中培养训练的基础不无关系。那时的老师要求我们在掌握一定外文词汇量的基础上，可以自由地转换用中外文思维。并且只要记住的需要翻译的中外文内容，就能张开口讲出。我能在科研单位工作经历中从事过翻译工作，是外语附中时期曾受老师悉心严格要求与训练，使得我在语言专长与能力上能有所发挥的结果。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使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还有我后来从分析实验室调入到的科技信息部的工作。身体条件和个人爱好使得我较适合做文字工作。在做图书编目的本职工作同时，也翻译并发表了几篇俄文科技资料的译著。我的信息部主任为了给我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把我的名字先于两位年轻的专题组长报上院里。她向领导汇报了，由于我发现的计算机使用的一个窍门儿，加速了大量连续技术期刊入库的速度，使搬迁入新建图书馆的工作提前几个月完成。这也是我在退休前曾引以为豪，并能得到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又一重要因素。回顾几十年学习与工作的经历，自认为过去的光阴未曾虚度。
作者：杨小松（1963级高一入学俄语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