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是我的母校。这所学校，当年为了培养外交人才而办，成立于1959年，实行的是从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方式，宝塔状的结构，最终上北外，成为外交人士。没想到的是，1988年，这所学校就关张了，总共培养了3000多学生。
8月22日，在北京饭店，1000多名学生从世界各地赶来。也许，这是最奇怪的校庆了，办了29年的学校庆祝半百华诞，没有了母校的校友们欢聚一堂。
也难怪，这在当年是一所精英学校，大家都住校，可谓朝夕相处，或者三年，或者六年，最多的有十年，许戈辉那一届从小二到高三，就是十年。而洪晃那一批人，更是到美国去读完附校的课程。这个学校，出了三十多位驻外大使，也出了章启月、孔泉这样的外交部发言人。当然，没有继续外语学习的人在中文上也有佼佼者，像毕淑敏、刘恒，不过，在学校的刘恒还叫刘冠军呢！
其他各个行业里的佼佼者更是不胜数。
也正是如此，校友们有由衷的自豪，也有失去母校的遗憾。
五十年的校庆，是欢乐，也是凭吊，凭吊学校过去的辉煌，凭吊我们失去的青春。
外附校友会出了一本书，叫《天上的学校》，出了一部纪录片，叫《飘扬的旗帜》，这次五十年，又出了一本画册，叫《世界有我们就更美丽》，片子的题目还有些昂扬，出版物就有了些伤感了。
在这本画册里，每个班都写一篇介绍本班的文章，我写本班的一篇贴在下面，算是祭文吧。
外语附校初一英记略
初一英，即北外附校班级序号为初一英语班者，外附从1959年建校到1988年关张，近三十年间，不知有多少个班级经历过初一英，然唯有1965年入学之英语班同学独享初一英其名，究其原因，盖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运动所致。因为那场运动，我们一直顶着初一英的帽子，直到毕业。当然，在这之后，社会上给了我们一个统一的名字，叫“老三届”。尽管我们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但也不妨碍我们去上山下乡，不妨碍我们穿上军装，不妨碍我们去开动机床。
我们初一英男生32人，女生14人，46个学生一起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正是我们从13岁到16岁的成长过程中，从懵懂少年到初谙人世，我们留下了多少美好，多少青涩，多少心酸，多少期待。
令我们终生难忘的事情太多太多：1965年的秋风里，我们在和平门校园的两棵大银杏树下相识；凤凰岭的龙泉寺，我们边劳动，边唱着附校独有的歌：“窝窝头啊窝窝头，从前我见你就发愁”；外语教学的电教室，我们跟着来自英国的汉德老师说出了平生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我们在一个月九块钱的伙食面前仍然是兴高采烈，为买到一块机动粮的锅巴而心满意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抱着一腔热情，贴大字报，参加大辩论，在祖国各地串联游历，当然也演出一些荒唐；在北京郊区的窦店，我们参加夏收秋收，在田间地头和场院洒下汗水；我们结束学校生活，分赴祖国的各个角落，工农兵成为我们新的职业，从此天各一方。
不管我们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从事了什么职业，也不管又经历了什么教育，不管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也不管遭遇了怎样的苦难，外附，始终是我们心中珍藏的最宝贵的字眼。
我们分别若干年后，就如同涓涓溪流流向大海一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回到了北京，在中断联系相当长时间后，同学们又聚在了一起，这时，我们已经为人父，为人母，脸上的稚气让位给了沧桑，但是，情感更真切了，多少年的分别，对于我们，仿佛是一缸清酒经过长时间的窖藏，变得更加清冽甘醇。
我们有过许多次的把酒叙旧，我们有过许多次的彻夜长谈，我们有过许多次的互相鼓励，我们有过许多次的帮扶行走。我们很愉悦，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同学，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班级。
初一英，不能把它解读为初一的英语班，而要把它解读为初一的英杰们聚集的班级，我们为初一英而自豪。
作者：周志兴（1965级初一入学英语班学生）
原创于200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