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历史上，曾经于1959年创设过一所“附属学校”，这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其早期的校址设在“和平门”。1963年“北外附校”又创设了“小学部”。虽然这所“北外附校”只存在了29年时间，却在“普及外语教育，储备优质生源”方面做出了历史性探索与重要贡献。55年前，我有幸成为首届“北外附校小学部法语班”的学生，也荣幸地成为北外大家庭中的一员。2019年，我们将迎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建校60周年。谨以这篇初写于2004年的文章表达我们对母校的感恩与怀念。
2003年8月23日，在京郊十三陵附近的一处柿子林中，我们“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小学部”首届同学和老师举行了一次难忘的聚会。尽管我已定居上海，但是一听到活动通知就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事务赶赴北京。
那天，我好象一直处于幻觉之中：再次见到那么多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好象又回到1963年的那个阳光明媚的秋天—— 当年160名聪明、活泼、可爱的男孩女娃经过考试录取，从北京的四面八方高兴地走进和平门外的那个大院子，开始了对我们人生历程中极具影响的一段学习生活；重新听到那么些熟悉的老师叫着学生的名字，就象又坐到当年明亮、宽敞的教室里——当年那么多优秀、年青的各科老师为了培养中国未来的外事人才，孜孜不倦地将知识和道理传授给经过选拔的幼苗，给我们打下了终身受益的人生基础。
如今，当我们经过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从各自的生活轨道上重又走到一起时，都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段。无论是我扎根国内，还是你身居海外；无论是他曾经辉煌，还是她平淡如初，当细想今天的境地究竟起自何处的时候，追根溯源，大家肯定会得到同样结论：我们，是从和平门一路走来——
我们曾经有过“文革”前的三年（1963年9月至1966年6月底）平静而充实的学习生活。也就是在这三年里，我们渐渐地学会了写作，学会了计算，学会了ABC，学会了打球跑步，学会了生活自理……所有学到的一切在不经意中为我们今天的安身立命打下了不可多得的基本功。而用心血教导我们的老师不仅有在聚会时见到的柯忆、王修德、王素波、贾玉芬、张星星……还有更多让我们仍能感到音容笑貌的师长和教工。也就是在这三年里，在我们各自的脑海里恐怕都会留下终生不能忘却的段段记忆：校园里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有着劵拱外廊的灰色老楼房，还有那蓝天白云下远远传来的电报大楼报时钟声，至今好象仍然回绕在耳旁……在聚会上，看见俄语班的苑国良，我突然想起他是我的第一个同桌（第一年俄法同班）；看见英语班的庄蓓薇，一个小辩扎着蝴碟结的大眼睛女孩好象就在昨天……
我们也曾经历过“文革”中的四年（1966年6月至1970年12月）动荡不安的特殊岁月。在这四年里，学校的命运、老师的命运、同学的命运随着国家命运的多难、政治形势的演变而起伏变化，谁都不能置之度外，谁都无法脱掉干系。学校时而被解散砸烂，时而又“复课闹革命”；老师时而被批斗，时而又要“教改”；同学时而上街游行，时而下乡下厂……在徒步百里到房山农村去劳动的路上，我们体会着长征的艰难，尽管谁都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但还是身背背包一路高唱“语录歌”；在1969年冬天“深挖洞”的冰天雪地里，我们幻想着和“苏修”决一死战，尽管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可笑，但是那时谁都把这当作“斗私批修”的大好时机。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告别了本应系统学习知识的少年时代，在极其不正常的氛围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就是在这样的特殊岁月中，我们一批批、一个个纷纷离别了值得留恋的学校生活，在种种无奈中踏上了各自的人生征程。
我在1970年12月28日和同班的司海群，俄语班的夏可林、李智平、杨良杰，英语班的伍宏砚一共六位同学，在赵光岚老师和张祖建同学的送别下登上了去东海舰队的新兵列车。我们基本上是本届离开学校的最后一批学生。虽说是当海军，却一下子进了安徽的大山沟，原来我们当的是打山洞、造机场的工程兵。不过我们六个人都没有给外附人丢脸，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成绩。司海群和夏可林分别当上了营部文书，伍宏砚被调到团部电影组，李智平被调到团部照相馆，我也在团部机关当上了文书。在入伍三年后，我们都分别加入了党组织，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褒奖。这次聚会时，可惜伍宏砚和杨良杰没到场，不然我们六个同学加战友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经历一定会非常有趣。
我从学校踏入军营，军装一穿就是二十五个年头。这期间我曾经两次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并且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一次是进清华大学学习了四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时被授予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另一次是在海军指挥学院学习海军合同指挥，毕业时受到学院嘉奖。说这些其实并无任何个人炫耀的意思，我只是想借此再次表达我对外附母校培养之恩的深深感激之情，同时说明我们这些外附学生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做得很好！
四十年前，北外附校小学部在和平门成立。可以说，这在当时绝对是优秀师资、优良生源和优质硬件的整合。当年我们成为她的第一批学生不能不说是一种永远的荣幸。从那以后，我们经过日日夜夜、万水千山，终于又聚到一起，的确让人感触颇多。在当天的聚会活动中，所有到场的同学和老师一起挥锹种下了一棵粗壮的青松。一份份对母校的眷恋，一片片对同学老师的深情，通过这一双双手、一锹锹土凝聚在这象征永恒的常青树上，令人感动，令人倾心……
今天，虽然我们的母校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但是她精心培育的几千名外附人却依然活跃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现在尽管已经找不到存在了29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但是经过几代人共同磨练形成的外附精神与气质却依然在这大千世界中独放异彩。光荣、自豪的外附人无论走到哪里，走到何时，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是从和平门一路走来！
作者：袁帆（1963级小学三年级入学法语班学生）
初稿写于2004年1月，2018年11月再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