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乘上从武汉到北京的列车，带着青春的梦想，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对大学的概念，因只见过珞珈山上、东湖湖畔的武汉大学，蓝色琉璃瓦大屋檐的校舍依山傍水，樱花、桃花漫山，荷花满湖，美不胜收，以为天下的大学校园都是那样宏伟壮观，气势恢宏。到了北外，见到的是火柴盒式的大学校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用水洗手，自来水透心凉。幸亏老同学们热烈欢迎我们，大幅标语：“来了就是主人”，使我感到心热。我填写了法语作为第一志愿，被分配到法语系。至今，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
激情燃烧的学生生活
语音阶段，每人手拿一面小镜子，看自己口形、舌位是否正确。淘气的学生藉此照镜子看自己，甚至做个鬼脸！低年级时，有苏联专家为我们纠正发音；高年级时，有法国老师上口语课。周末有时组织去友谊宾馆参加晚会，和苏联专家跳舞。我中学学的俄语，却只能说简单的几句。
一年级，有幸接待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利浦（ Girard PHILIPPE ），他主演的《勇士的奇遇》或译为《郁金香芳芳》，在我国家喻户晓。应我们的要求，他朗诵了拉封丹的寓言诗：《蝉与蚂蚁》、《乌鸦和狐狸》等，成了我们学习朗诵的经典。听说他所到之处，衣服扣子、领带都被“追星族”撕走，当时我们觉得可笑，太夸张了！不料后来中国粉丝发狂的程度不亚于外国人！
二年级时，我担任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反右派斗争”开始，我负责全学院广播宣传。每天午饭时，各系的稿件纷至沓来，我必须当时审改完送播。记得男女播音员是英语系的两位同学，他们临时拿着字迹潦草的稿件，不慌不忙地、流畅地、用标准的普通话播出，这种水平非一日之功，令人叹服。不过，人家吃饭，我们工作；饭菜冰凉了，我们才开始吃。久而久之，我落下了胃病，那两位同学不知后果如何。反右、反右倾、批白专道路……各种政治运动在大学里如火如荼地展开，年轻人要求上进，紧跟领导意图。而反“右”的扩大化，伤害了多少有识之士，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也是历史的悲哀。幸而在后来有平反与甄别，亡羊补牢。
年轻大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在城市长大的我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去十三陵水库挑土，上山挖鱼鳞坑，下乡刨白薯、割麦子、挖河泥。
第一次担起担子，只有一筐底儿的土，担着还觉得很吃力，几天下来，压得肩肿了，扁担往肩上一放就疼。第一次拿铁锨、铁镐，手掌打起血泡。第一次拔麦子、捡麦穗，摘棉花，干半天，腰直不起来。第一次挥镰，不小心割着腿。第一次挑水，扁担总是一边儿高、一边儿低，掌握不好平衡；水桶下到井里，浮在水面，打不起水来。经老乡调教，晃悠几下，才打上水，后来，十冬腊月能在凌冰封沿的井边打水挑回老乡家。
南方人第一次吃窝头，难以下咽。我们唱道：
窝窝头呀窝窝头，过去见你就发愁，
自从来到工地上，我们成了好朋友！
建设十三陵水库，农民、工人、干部、学生和军队战士共40余万人齐心合力，义务兴修水利,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感天动地。我们北外的劳动大军取了“共产国际”的响亮名字。一天，听到喇叭里传出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到工地来参加劳动、视察的消息，领袖和大家一起掘土垒坝！
在烈日下，和风沙、疲劳搏斗，我们唱道：
来年再上十三陵，不带扁担不带箩，
湖光山影话当年，重唱今年担土歌。
没等来年，40万志愿者大干了160天,在我们返校一个月后，1958年7月1日，我院师生二百多人敲锣打鼓，出发去参加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阵阵乐声、串串礼炮声、五彩缤纷的焰火交织成节日的夜晚，欢腾的海洋。我以“欢腾的海洋”为题，在校报上写了一篇通讯。
在农村劳动，可以吃到极新鲜的粮食、蔬菜。当年收的新鲜玉米，碾碎成棒子渣儿，熬成粘粘的粥，那清香就甭提多好吃了！后来，粮食定量：男同学每人每月30斤；女同学28斤。偶尔打牙祭，除红烧肉外，男同学可以吃16两（老秤一斤）的白面馒头；女同学14两。男同学指望着女同学吃不了，匀给他们一点，谁知女同学眼睛不眨地竟全部顺利下肚！
军训时住在军营，半夜紧急集合夜行军，有人衣冠不整，有人两只脚穿到一条裤腿里，丑态百出。在教官指导下，实弹射击还像模像样。
三年级时，1958年大跃进是最疯狂的时期。为了创高产，我们挑灯夜战，深翻土地，挖地不只三尺，铲起的土高高地抛到头顶以上！年级办起造纸厂、活性炭厂。大炼钢铁时，我们挨家挨户收集废铁，炼出的钢上交后，不知是否加入国家钢的总产量—1070万吨中。学生不学习，不务正业。积极的一面是，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的精神被激发起来了。
每次劳动我都负责编辑战地快报，常常熬夜，白天仍尽量参加劳动，争当五好战士。久而久之，练就了“夜猫子”的本领，晚上思路敏捷。学院办的校刊“上游”、法语系党支部办的“红色战士”、文学社编的“跃进曲”是我常常投稿的地方。1958年7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给58届毕业班同学讲话。直到清晨4时，我写完报道，先在校内广播，再登校刊。
为了参加“国庆”、“五一”游行，我们半夜起床，从海淀赶到城里，参加游行、联欢。记得第一次参加游行，下大雨，大家睁大眼睛向主席台上望去，太远了，什么也看不清。但是，大家满心欢喜。一年级时的假期，我去跳伞。离开跳伞塔，人就直线往下掉。我赶紧拉一下开伞的绳，降落伞立即展开，下降速度随之放缓。我往下看，地上的房屋、车、人都像小人国，十分有趣。参加院舞蹈队，参加话剧组。排演曹禺的《雷雨》，主要演员演得很好，颇有专业水平。让我跟着一位戏剧学院转学来的同学当导演，实际我对《雷雨》认识浅薄。在院内演出成功后，让我带队到外交学院演出，也获得成功。
大跃进时，我们人人争取通过体育劳动卫国制和三级运动员。我的臂力特差，扔手榴弹老是不能达标。同学们在旁为我呐喊助威，总算凑凑合合过了关。通过三级运动员，是我和一位同学打羽毛球，三局两胜，我胜了她，就成了羽毛球三级运动员了。为了争当多面手，全班练习发电报！一到下课，除了去方便的同学外，全体同学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一位同学的指导下，课堂上响起“嗒嗒得嗒”的声音，最后还通过了考试。
1959年，我们许多同学参加国庆10周年接待外宾的工作，学到用时方恨少，大家感到学习的重要性，开始努力学习了。
大学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时也是狂热的。
留校当老师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拟留苏的一批学生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外语，因而急需教师。校方在各系抽调一批即将毕业的学生党、团骨干留校任教。我在本年级是最年轻的，好动，很想到新华社当记者，也留校当老师了。学院和系领导对我们这批青年教师极为重视，我们也觉得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
本来从我们这届开始学五年，我们提前毕业，仍然只能学四年，除去各项政治运动和劳动，我们读书的时间不多。我们新教师经过法国专家短暂的培训，各就各位，独当一面的上阵了。9月1日开学，一人教一个班、20名学生，名为助教，实为主教、独教，感到担子沉甸甸的。
当时正遇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大家饥肠辘辘，仍正义凛然，迎着困难上，积极工作。我为一位蒙古留学生单独上课，课间休息时，她拿出点心让我吃，我不便推辞。来而不往非礼也，第二次去时，我用点心票买了点心拿去，她连说好吃。她哪儿知道，中国人每月就这一份呢！当学生时，学校设有回民灶，菜往往吃不完，厨师就把炒鸡蛋等多余的菜分给其他同学。想到那半脸盆儿金晃晃的炒鸡蛋，唏嘘不已。
我一周上15小时的法文课，每天授课2、3小时，下午和晚上辅导。晚饭后，去学生宿舍了解情况,“教书又教人”，努力作个好教师。晚自习后，回到冰冷的宿舍，钻到被窝里批改作业。往往午夜以后才开始备课，幸亏教研组有教师轮流准备共同教案和讨论。老教师的帮助使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青年教师得以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任务。
第一年，困难重重。我完全没有教学经验，忙于应付，误人子弟，幸亏学生们很用功。教课逼我系统地复习了法语的基础知识，养成了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第二年，教学逐渐走上轨道；第三年，感到比较得心应手。学生的学习质量大大提高，是我教得最满意的一届。
我教了几位朝鲜留学生。他们学习非常勤奋，成绩很好，只是发音总带朝鲜口音，我给了其中一位口试5-（5减），后者很是不满。可能他们内部要求是极为严格的。
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年青的阿尔及利亚派出了第一个访华团，其中有著名的民族女英雄贾米拉·布伊海德。轰动全国的电影：《阿尔及利亚姑娘》就是以她为原型。当她1963年来华时，团中央组织首都各界青年联欢会，我和北外法语系的师生有幸与她见面，并获得她的签名题词。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她和我们的照片。她那样文静羸弱，令人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经受住敌人的长期酷刑；但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又给人以肯定的答复。女英雄坚毅、热情、谦逊的形象使我至今难忘。对英雄的国家也产生了好感。
在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授课十年
1963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外语还是从小抓起好。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14所城市开办外语学校，或在外语学院办外语附校，内设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由各地外语学院派遣老师并指定一些老师编写全国教材。对学生进行封闭式教学，以外语为主课，兼顾基础课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直到高中，称“外语一条龙教学”。目标是培养高级外语人才和外交官。
北京外语学院早在1959年已建外语附中(高中部)，只需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1963年,外语附校开设英、俄、法、西语课程。学校设在和平门外，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的旧址。
到新学校
7月，我和北外的一批外语老师奉命从大学到附属外语学校。在大学教了三年书,刚刚入门,教得比较满意,又换了教育对象。从教大学生到教小学生,不是人人愿意的。我没想很多，只认为应服从分配。我负责教小学两个班的法语课并编写以小学为起点的全国教材，另外还担负一些教研组和团支部的工作，感到任重而道远。
当新人
我到新学校、任新老师的同时，我的同班同学，在瑞士进修的周振东回国休假并于8月同我结婚。婚礼很简单：乘假期我同屋的老师不在，集体宿舍变新房，门上挂上我老家的一席大红绣花锦帘；在会议室摆上一些糖果、沏上几壶茶、讲讲话，就举行婚礼了。婚礼简单，但隆重、热闹，外语附校、外语学院法语系的一些领导和同事、老同学，几十人挤在会议室里。婚礼上，外语附校的马校长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外语附校的领导急等新老师的到来，马校长打电话催问，学院领导电话中答复：“柯忆去。”马校长急着问：“可以来，可以来，到底是谁来呀?”答曰：“柯忆去，她的名字就叫柯忆。”他的话引得在场的宾客开怀大笑。他又代表校领导希望我不负重托，积极工作，不要立即有小孩。我们俩唱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散去，只留下朋友们送的夜来香，散发着迷人的馨香。振东休完假回瑞士，新房又还原成集体宿舍。就这样，听说文革时还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结婚铺张，这是个有时代烙印的笑话。
编新教材
北京外语学院当时属外交部和高教部双重领导，负责编写英、法、阿拉伯等语种的全国教材。编教材的老师们由陈琳老师带领，讨论中得以了解各个语种的特点，不论编写哪种语言的教材，老师们都感到是创业，既艰难又光荣。
我当时对九岁孩子的特点、学习的潜力有多大都不清楚，要赶在9月开学前出版教科书，我只好参照手头仅有的法国、前苏联的教科书，在系领导的支持和老教师的帮助下，硬着头皮编写。匆忙中编出一本书。
任新老师
小学部是在全市二年级学生（九岁）中招收的，到外语附校上三年级。除要求学生品学兼优外，还要经过我们外语老师口试，考察朗读、听力、语言模仿、叙述能力，层层过关，学生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
各语种都是40名学生，分两个小班上外语课，一起上公共课。公共课的老师多是从各校调来的富有经验的老教师和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新老结合，生气勃勃。学生住校，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有生活老师专门负责他们的起居,吃、喝、拉、撒、睡、洗澡全管，无微不至。外语老师都是从北外、北大和其它大学调来的。每天早自习、上课、辅导。大部分住在学校，已婚有家的老师周三和周末可以回家。可谓全力以赴。为了让同学们听到纯正的外语，老师们用录音机播放外国教师的录音。“钟声牌”录音机，又大又重，我搬来搬去，颇感吃力。我暗暗想，等老了能搬得动吗？科技的发展使我的疑虑成了杞人忧天。
我在教学中发现教材大大低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只好添加许多东西：词汇、句型、日常用语以及诗歌、短剧和歌曲。我根据儿童的特点，采取：听说领先（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听说读写四会）、直观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滚雪球式教学、激励法、寓教于乐，充分发挥同学们的积极性。为了演好一个角色，他们反复念着台词，哪怕就一句。后来同学们回忆说，中学部和小学部合演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一个同学整天没事就背他那一句台词：“ Qu’ elle est belle !”（她多美啊！）结果不学法语的同学也会了。
曾远辉校长带着我，还有二位老师去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外语学校会议，相互交流、受益匪浅。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摸索，以小学为起点的教科书以及教学法才逐渐成熟。
学生们个个天资聪慧，活泼上进，我很喜欢教他们，常常让他们到我宿舍里玩。惹得张校长给我提出忠告：“不要和学生太随便，这样他们一点都不怕你，影响教学秩序。”果然，我班上课活泼有余，严肃不足。
我和同学们一起挖防空洞、下乡。同学们都不惜力，我也很要强，结果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有一次值夜班，我抱着被子下楼，一步踏空，摔下来竟不省人事，事后留下崴过的两只伤脚，伴我至今。为了备战和师生的革命化，1970年12月外附师生去拉练。长城脚下，荒村小道上，凛冽寒风中，一天走七、八十里，甚至上百里。粮食定量供应，大小伙子等于在忍饥挨饿，拉练也锻炼了我走长路的能力。有一次，开饭时间，学生们说：“柯老师，快来吃饭！”我一看，盛菜的盆竟是我的小花洗脚盆！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哩！
教这些可爱的学生，酸甜苦辣伴随着大家一起成长、成熟。
卷入漩涡的学校
1964年，振东由进修教师转为使馆工作人员后，外交部曾两次调我去驻瑞士使馆工作。学校不放。1965年，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锻炼。1966年6月初，我从“四清”工作队被调到“文革”工作队，“转战”北师大文化革命工作组，调到外语系去“灭火”。我本身就是外语老师，让我去整老师，确实没有积极性。当年8月，回到外语附校，几乎认不出原来的面貌：没有朗朗读书声，没有尊师爱生的和谐气氛，没有食堂的饭菜飘香……到处乱糟糟，有的学生骂老师，有的还甩着自行车的铁链威胁，我看不过就上去制止，他们质问我什么出身，我说是职员，他们才罢了……
我回校时老师已分成两派，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包括一些挨整的老师。于是我组织了《革命串连会》，只要愿意参加的都可以进来。一位语文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严格，却被整，我毫不犹豫地接纳她，她感动地哭了，我们成为好友至今。
在革命师生“大串联”的号召下，1966年冬，我们几位老师相约去串联了。只要有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交通、住宿都是免费的。我在一家食堂菜谱上看见：“土白菜”。这是什么菜？脑筋急转弯：把“洋白菜”革命化了！一路上，到处都是革命师生，有的只是免费旅游一趟，祸害较小；一些闹革命的红卫兵就把革命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了。回想起来，尚未摆脱“一穷二白”、刚刚解放十几年的新中国怎经得起这样折腾啊！
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急急忙忙返京。在“小三”教毛主席语录，教室里秩序很乱，坐在第一排的学生都听不清我讲课，好学的伸着脖子、侧着头听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文革”破灭了我许多天真的想法；也改变了外语附校学生的命运，没有把他们全部培养成外语人才。但是，外语附校的学生本来都是佼佼者，通过他们各自的努力，有的可能相当坎坷，最终都成为不同岗位的有用人才。
我在师生合写的《天上的学校》一书中，写道：
照出过去，反映现在，
预示未来，历史如镜台。
外附经历，
说短不短，说长不长，
经历了打磨钻石的年代；
经历了命运转折的惆怅，
悠悠岁月，如溪水般平静；
时又掀起惊涛骇浪。
有兴奋，有失望，
有努力，有希望，
老师辛勤耕耘，
学生茁壮成长，
共谱青春乐章。
与命运奋争，
外附人奔向四面八方，
恋母校，念同窗，
外附人重聚一堂，
长江后浪推前浪，
同续交响乐章。
从老师到外交官
离开北外后，我们夫妇走上了外交之路。
我们亲身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邓颖超、华国锋的伟人风范。我们在驻外使馆工作多年，周振东在瑞士从进修教师转到使馆作大使翻译先后七年，我们夫妇在法国八年、卢森堡三年、乍得四年。
1975年5月，邓小平副总理正式访问法国。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西方大国，也是中法建交以来，中国最高身份的领导人首次访问法国。法方十分重视，破格给予近乎国家元首的接待。访问获得圆满成功，是中法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在香榭丽舍大街、市政府、总理府、总统府都挂上中法两国国旗。我们参加了接待，感到兴奋和自豪。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法国，全法国为之悲痛。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种新闻媒体都以头版头条消息大量报道，追述他的一生，颂扬他的丰功伟绩。最为挑剔的法国媒体竟没有说一句对周总理不友好的话。法方主动提出要为周总理在巴黎的故居挂牌并举行仪式。周振东参与了准备工作。
1979年10月16日，中国总理华国锋、法国总统、总理和巴黎市长出席了周总理故居挂牌仪式。客人上千人，而前来观看的人群堵塞了整条街道。华总理、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市长先后发表讲话，颂扬周恩来总理为培育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的巨大贡献。此后，这里成了许多中国访法代表团和到巴黎游览的中国人必来瞻仰之地。
1980年6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法国时，参观了周总理故居。邓大姐访问期间，周振东负责联系，全程陪同，我负责给大姐读报。大姐记性很好，回国以后，还能对振东脱口而出问道：柯忆好吗？
由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由于我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的祖国，这个被法国朋友称为古老文明，富有魅力的国度，愈来愈吸引着法国人。访华、和中国人交朋友成为热潮。1980年底，我们离任时，法国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为我们夫妇在参议院（卢森堡宫）举行送别招待会，他在赠送周振东的书上亲笔署名题词：
真诚地感谢我们的朋友，由于您在使馆和参议院之间建立的最热情的联系，法国参议员能更好地了解和欣赏您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议长赠送我一束法国红白蓝三色鲜花。姚广大使、康晓参赞及一些外交官应邀出席。一些法国参议员暂停开会，特来参加。这对我国驻法外交官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对法国参议院来说，为一对普通的外交官离任举行招待会恐怕也是第一次。让卢森堡宫，这座古老的宫殿作为中法人民友谊的见证吧。
前总理、时任巴黎市长、后来的总统希拉克亲自在市府约见并指定其办公厅主任代表他设宴为我们夫妇饯行,这在外国驻巴黎使团中是第一次；办公厅主任特意来电话询问我们是否爱吃海鲜，我们说没问题。没想到，从凉菜到主菜，一道道，不是鲜虾、生蚝、扇贝就是龙虾，竟然是一桌海鲜全席！办公厅主任还送我们一套关于巴黎的书。说：“等你们看完后再重返巴黎。”席间，办公室主任库克重提希拉克约见的事，说：“希拉克先生是很重友谊的人，他希望在你们夫妇离开巴黎之前能见见你们。”我们向姚广大使作了汇报，并请姚大使届时同我们前往。希拉克和我们热情握手。他首先赞扬我们夫妇在法期间为加强法中友谊所做的工作，说：“我们记住对法中友谊做出贡献的人。”并送给我们两件精美的礼品：一只打火机和一只七日闹钟。他特意对姚广大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的规定，不让收礼，但我送给他们夫妇的是纪念品，请容许他们留作纪念吧！”这两件纪念品始终珍藏在我们家的陈列柜中。在法兰西近八个春秋给我们留下记忆。
1983年至1986年，周振东任驻卢森堡代办，我们与卢森堡各方面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卢森堡首相夫妇破例设家宴招待我们夫妇；离任时，卢森堡大公授予周振东国家二级勋章，这是作为外国代办离任时卢森堡大公授予的最高勋章。
1988年周振东作为大使到乍得赴任，我们亲历非洲乍得的政变。1992年离任时,乍得总统授勋，总统夫人为我举行数十人的告别宴会并授予金质奖章。
从16岁到33岁，我在外院和外附度过了韶华时光。如今，我的学生分布世界各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中不乏驻外大使、参赞、教授，以及什么长。
北外是我们夫妇的母校，无论我们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常常遇上同学、同事和昔日的学生，可以说，北外学生遍天下。提及北外，倍感亲切。每次校友、师生的聚会，都勾起我们对那时的回忆，残缺的、但是美好的，因为那是一曲荡气回肠的青春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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