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
68年上山下乡大潮，将我们北外附60名初高三同学卷向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中几乎是一半人被分配到10连。
我被打成走资派的父母在受揪斗关押，自己的大学梦幻灭，使我终日忧心重重，情绪低落。干起农活来当然缺乏热情与动力。
不久，赶上秋收季节。“农业的基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最高指示并未“一句顶一万句”。连里领导宁肯闲置收割机，也不甘让我们人轻松地闲着。掰玉米，割大豆都是比速度，比灵巧的活。在分派的一垅垅玉米，几行行大豆田中，比我年纪小的初三同学，干起活来各个都似生龙活虎，象离弦的箭。我却往往很快就被冲在前面的同学远远甩在后头。
初三西的韩老六（平伟）和初三法的马小辫儿（小卫），经常首当其冲，迅速干到田间的另一头。他们没有歇息片刻，又立即马不停蹄，主动地拔（镰）刀相助，从对面接应我。这就大大地减少或掩饰了我狼狈不堪的形象。除了劳动，生活中，劈柴生火，拆洗被褥也都是小卫等教会我的。
总之是几位比我年纪小的同学激励了我，使我尽快地适应了艰苦的环境。感到正如普希金诗句中所云：“习惯了就是幸福”。逐渐地，我不再愁眉苦脸，而是教老六她们唱起苏联歌曲（革命的可以公开放声高歌，爱情的只有私下里窃窃低吟）。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尽管许多方面仍然是同步的——他们比较强，我比较弱，却从不影响我们当年的患难之交始终持续至今。老六、小卫经常驻外，但无论大家走到天涯海角，我们的友谊之花永远长存盛开。
图片1和2是北外附中与我同去过北大荒的学妹战友们。
小熊
突如其来，大批知青的涌入，严重破坏了北大荒原有的生态平衡。为解决过多的人严冬取暖烧柴问题，大量茁壮成材的树木被乱砍乱伐。眼看山林变成一片光秃，我曾暗自想：“明年还有什么可烧呢?”环保意识被丢弃，更无人顾及野生动物的保护。
记得一次，我们10连旁养路队的工人进深山老林猎杀到一只大熊。当时是夜间，决定次日天明再将其拖回。早上，猎人按原路返回，却惊异地发现，两只小熊正围着逝去的大熊，用它们的前掌收集着林中地上的落叶，并将树叶掩盖住熊妈妈的遗体。那一幅感人的画面肯定是未曾催猎人泪下，他们反而立即抽枪，将两只活生生的小熊娃射杀。结果，被拖回驻地的战利品由一只变成了三只熊。我们10连也才得到了那野味熊肉的馈赠。在只要是肉，就令人垂涎欲滴的时日，我们吃起那熊肉还满兴奋得意。哪还顾及到它们的凄楚来历。
如今太平盛世，物质极大丰富。有时对着餐桌上的珍稀美味，不禁回味起过去。特别是现在，人性论不再违禁，就更感慨那两只小熊被扑杀的血腥与残忍。
恩人
70年，北大荒遭遇到水涝灾害。水中泡过的粮食发了霉，不能上缴国库，上级处理的方法是分发给连队里的兵团战士吃。那年代哪讲究什么“黄曲霉”，“致癌物”。尽管看起来，馒头（白面）是黑色的，窝头和稀粥（玉米面）是绿色的。吃在嘴里又苦又酸，难往下咽。可是干重体力活（排水工程中抡大镐，举大锤）累了一天，真体会到饥不择食。我还是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只喝稀的，不吃干的。因为干的需要咀嚼，稀的吞咽即可，可以缩短发霉食物在嘴中舌间的停留与进程。
一天晚饭时，我又只喝了一碗绿色的玉米面粥睡下。半夜里被拉练的军哨声惊起。赶快打起背包紧急集合。摸黑的行军路上，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为了不掉队，别人走时我也得跑。一通折腾过后天不亮，我的体力就消耗殆尽。逐渐地，步履越发艰难，终于冻饿交加晕倒在冰雪地上。后面赶上的青年有人将我唤醒，朦胧中我乞求他们：“让我再睡会儿吧！”此刻大家皆已自顾不暇，只得无奈地任我趴在地上，各自继续赶向前。
不知又过多少时辰，一声大吼：“杨小松，你不想活啦！”这是我最熟悉的北外附高三西班同学杨建原的声音。他见我仍赖在地上不起来，就一气抓住我的衣领，将我拽起。他虽然疲惫得已是落在全连的最后一位，可他还是抢走了我的背包，将其扛在他自己行李上，使我得以轻装上路。我当时耳朵上挂着已冻成冰坨子的口罩，手里拄着拾来的一根树枝，强睁着被霜封住的眼睛，祥林嫂般一步一挨，终于回到了大本营。过后，也许是我稀里糊涂地，竟不记得对杨建原同学有过致谢。
返城后，我与杨建原多年来的交往中，也常是他对我有求必应，尽力而为给予我不少帮助。突然有一天，面对他，我蓦地想起，“大鼻子（同学对杨的昵称），你曾是我的救命恩人哪！”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这事儿吗?”杨建原，我怎么能忘?怎么可能忘记呢！
图3最右一位是北大荒时我的救命恩人杨建原。他曾任国旅办公厅主任和国旅免税品公司的党委书记。
中国的彼埃尔
我刚在北外附聊天网上第一次露面，兵团时的同连战友就提起我“扒军车”的事。那对于我来说确实属于既自豪又惭愧的浪漫经历。
当时，69年冬，我所在的10连正处在饶河县，与前苏联相界的第一道边防检查站边上，与打响战役的珍宝岛只隔着一层山。前线的炮声震响了大山。
同连的初三西语班同学蔡润国（后曾任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被选入担架连光荣奔赴前线了。这使我激动不已。苏修侵犯边境了，一方面觉得自己也应该学习解放军，保卫祖国，不吝惜鲜血与生命。另一方面，正巧我刚刚读过一位同学偷偷（文革中，除了马列与红宝书都属该批判的封资修之列）带到北大荒来的一本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卷。其中正描述了有关在拿破仑进犯俄罗斯时，小说中的主人公——追求人类真理与社会进步的贵族青年彼埃尔，他如何放弃特权与尊贵，以非军人的身份穿梭于前线的情景。
我马上觉得，自己也能亲临目睹真枪实弹战争场面的机会来了，决不应错过！这样，望着不停地驶向前线的一队队军车，我每天头脑中都盘旋着一个念头——做中国的彼埃尔，上前线！于是，一天黄昏下工时，正遇到停在国防公路旁的一辆军车，我就很自然地，趁司机不备爬了上去。车刚一开动，颠簸中，我的心中不禁浮现出头带白色礼帽，身着绿色燕尾服，冲向高加索的俄罗斯贵族青年彼埃尔，他那令我倾倒的形象。体会到他那即将临近真实战争的壮心中充满了“新奇的特殊喜悦”。
天黑后，大概司机要取车厢上的什么东西，发现了我。他让我下车。我说：“我要到前线！”望望夜空，他没再多说。（当时，他为了我的生命安全，没有在不见人烟的荒郊将我就地赶下车。听说他后来为此受到了严重的处分。我真是害苦了他！）车继续行驶。夜更深时，车停在了最前沿的检查站。冻僵了的我被令下车，安排住在感觉当时对我既礼貌，又有警惕性的（对我这不速之客，这家人只字也不问）一户肃静人家。我预感到不可能与担架连的蔡润国汇合了，饥寒与困顿中很快在暖炕上睡着了。早上，附近军营的哨声将我催醒。我马上就要被遣返了。
上车前，我遇到一排大概是从最前线上回来整编的战士。虽是在零下30几度气温下，他们的身上都没穿大衣，只是短军衣，满脸的冻疮有的在淌水。但又都个个精神抖擞，一副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这就是和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一样的——我们最可爱的人哪！我们先是相互惊异而又亲切地望着对方。不，那是一种亲人间深沉的目光的拥抱！那一刻，我仿佛像当年彼埃尔理解了俄国战场上的士兵们一样，理解了眼前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不惜一切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突然，一位战士，紧接着是好几位战士围拢向我。他们摘下我头上的皮帽，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饼干，他一把你一把地，将饼干尖尖地装满了我的帽兜儿。这一定是他们战斗中爬冰卧雪时的口粮啊！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艰苦战场上分得的口粮，来表达对自己所保卫的祖国人民的爱意，寄托对后方亲人的思念！
当天我回到了连里，一面把前线解放军送我的北京产的“快乐”牌饼干，分给同屋的老六与小卫等伙伴们，一面兴奋地为她们讲述着两天来的见闻经历。没想到，等着我的却是领导严厉的批评与勒令检讨。检讨中，我不敢写出行为的全部真正的心理动机。我怎敢讲出：除了朴素的爱国热情之外，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还受了敌国文学作品中艺术渲染的鼓动，崇拜并效仿封建贵族彼埃尔，以及自己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心理呢?消除了开始的几分自豪，代之以更多的，是内心的羞愧与恐慌。并且我才发现，行为幼稚草率的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不良身份——被专政的“走资派子女”，高中专业又学的俄语。这就给了一些极左的或心理阴暗的好事小人以口实。“扒军车”几乎成了有些人污我“投苏修”的代言词。更可怕的，还有一些心照不宣地对我的疏远与回避，甚至是歧视的眼神。我扪心自问：“我，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后代，怎么可能有一星半点背叛祖国的企图呢?”但那时我真是有口难辩，更有时自卑地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时间可以证明清白无辜的事实，友情与信任可以修复心灵的伤痕。没有料到的是，由于生活中我加强了严肃性与组织纪律性，少给别人添乱惹麻烦，劳动中表现出积极肯干，当然再加上父亲被解放也正逢时，我这个曾经的中国的彼埃尔，在同去北大荒的北外附的同学中，竟最先被选送回城上学，开始了新的命运里程。并且后来有幸光临了青春时的偶像彼埃尔的故乡——莫斯科。
作者：杨小松（1963级高一入学俄语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