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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纪念文章】兵团掠影

作者:杨小松时间:2018-12-10


真情

68年上山下乡大潮,将我们北外附60名初高三同学卷向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中几乎是一半人被分配到10

我被打成走资派的父母在受揪斗关押,自己的大学梦幻灭,使我终日忧心重重,情绪低落。干起农活来当然缺乏热情与动力。

不久,赶上秋收季节。“农业的基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最高指示并未“一句顶一万句”。连里领导宁肯闲置收割机,也不甘让我们人轻松地闲着。掰玉米,割大豆都是比速度,比灵巧的活。在分派的一垅垅玉米,几行行大豆田中,比我年纪小的初三同学,干起活来各个都似生龙活虎,象离弦的箭。我却往往很快就被冲在前面的同学远远甩在后头。

初三西的韩老六(平伟)和初三法的马小辫儿(小卫),经常首当其冲,迅速干到田间的另一头。他们没有歇息片刻,又立即马不停蹄,主动地拔(镰)刀相助,从对面接应我。这就大大地减少或掩饰了我狼狈不堪的形象。除了劳动,生活中,劈柴生火,拆洗被褥也都是小卫等教会我的。

总之是几位比我年纪小的同学激励了我,使我尽快地适应了艰苦的环境。感到正如普希金诗句中所云:“习惯了就是幸福”。逐渐地,我不再愁眉苦脸,而是教老六她们唱起苏联歌曲(革命的可以公开放声高歌,爱情的只有私下里窃窃低吟)。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尽管许多方面仍然是同步的——他们比较强,我比较弱,却从不影响我们当年的患难之交始终持续至今。老六、小卫经常驻外,但无论大家走到天涯海角,我们的友谊之花永远长存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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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和2是北外附中与我同去过北大荒的学妹战友们。

小熊

    突如其来,大批知青的涌入,严重破坏了北大荒原有的生态平衡。为解决过多的人严冬取暖烧柴问题,大量茁壮成材的树木被乱砍乱伐。眼看山林变成一片光秃,我曾暗自想:“明年还有什么可烧呢?”环保意识被丢弃,更无人顾及野生动物的保护。

记得一次,我们10连旁养路队的工人进深山老林猎杀到一只大熊。当时是夜间,决定次日天明再将其拖回。早上,猎人按原路返回,却惊异地发现,两只小熊正围着逝去的大熊,用它们的前掌收集着林中地上的落叶,并将树叶掩盖住熊妈妈的遗体。那一幅感人的画面肯定是未曾催猎人泪下,他们反而立即抽枪,将两只活生生的小熊娃射杀。结果,被拖回驻地的战利品由一只变成了三只熊。我们10连也才得到了那野味熊肉的馈赠。在只要是肉,就令人垂涎欲滴的时日,我们吃起那熊肉还满兴奋得意。哪还顾及到它们的凄楚来历。

如今太平盛世,物质极大丰富。有时对着餐桌上的珍稀美味,不禁回味起过去。特别是现在,人性论不再违禁,就更感慨那两只小熊被扑杀的血腥与残忍。

恩人

70,北大荒遭遇到水涝灾害。水中泡过的粮食发了霉,不能上缴国库,上级处理的方法是分发给连队里的兵团战士吃。那年代哪讲究什么“黄曲霉”,“致癌物”。尽管看起来,馒头(白面)是黑色的,窝头和稀粥(玉米面)是绿色的。吃在嘴里又苦又酸,难往下咽。可是干重体力活(排水工程中抡大镐,举大锤)累了一天,真体会到饥不择食。我还是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只喝稀的,不吃干的。因为干的需要咀嚼,稀的吞咽即可,可以缩短发霉食物在嘴中舌间的停留与进程。

一天晚饭时,我又只喝了一碗绿色的玉米面粥睡下。半夜里被拉练的军哨声惊起。赶快打起背包紧急集合。摸黑的行军路上,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为了不掉队,别人走时我也得跑。一通折腾过后天不亮,我的体力就消耗殆尽。逐渐地,步履越发艰难,终于冻饿交加晕倒在冰雪地上。后面赶上的青年有人将我唤醒,朦胧中我乞求他们:“让我再睡会儿吧!”此刻大家皆已自顾不暇,只得无奈地任我趴在地上,各自继续赶向前。

不知又过多少时辰,一声大吼:“杨小松,你不想活啦!”这是我最熟悉的北外附高三西班同学杨建原的声音。他见我仍赖在地上不起来,就一气抓住我的衣领,将我拽起。他虽然疲惫得已是落在全连的最后一位,可他还是抢走了我的背包,将其扛在他自己行李上,使我得以轻装上路。我当时耳朵上挂着已冻成冰坨子的口罩,手里拄着拾来的一根树枝,强睁着被霜封住的眼睛,祥林嫂般一步一挨,终于回到了大本营。过后,也许是我稀里糊涂地,竟不记得对杨建原同学有过致谢。

返城后,我与杨建原多年来的交往中,也常是他对我有求必应,尽力而为给予我不少帮助。突然有一天,面对他,我蓦地想起,“大鼻子(同学对杨的昵称),你曾是我的救命恩人哪!”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这事儿吗?”杨建原我怎么能忘?怎么可能忘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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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最右一位是北大荒时我的救命恩人杨建原。他曾任国旅办公厅主任和国旅免税品公司的党委书记。

中国的彼埃尔

    我刚在北外附聊天网上第一次露面,兵团时的同连战友就提起我“扒军车”的事。那对于我来说确实属于既自豪又惭愧的浪漫经历。

当时,69年冬我所在的10连正处在饶河县,与前苏联相界的第一道边防检查站边上,与打响战役的珍宝岛只隔着一层山。前线的炮声震响了大山。

同连的初三西语班同学蔡润国(后曾任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被选入担架连光荣奔赴前线了。这使我激动不已。苏修侵犯边境了,一方面觉得自己也应该学习解放军,保卫祖国,不吝惜鲜血与生命。另一方面,正巧我刚刚读过一位同学偷偷(文革中,除了马列与红宝书都属该批判的封资修之列)带到北大荒来的一本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卷。其中正描述了有关在拿破仑进犯俄罗斯时,小说中的主人公——追求人类真理与社会进步的贵族青年彼埃尔,他如何放弃特权与尊贵,以非军人的身份穿梭于前线的情景。

我马上觉得,自己也能亲临目睹真枪实弹战争场面的机会来了,决不应错过!这样,望着不停地驶向前线的一队队军车,我每天头脑中都盘旋着一个念头——做中国的彼埃尔,上前线!于是,一天黄昏下工时,正遇到停在国防公路旁的一辆军车,我就很自然地,趁司机不备爬了上去。车刚一开动,颠簸中,我的心中不禁浮现出头带白色礼帽,身着绿色燕尾服,冲向高加索的俄罗斯贵族青年彼埃尔,他那令我倾倒的形象。体会到他那即将临近真实战争的壮心中充满了“新奇的特殊喜悦”。

天黑后,大概司机要取车厢上的什么东西,发现了我。他让我下车。我说:“我要到前线!”望望夜空,他没再多说。(当时,他为了我的生命安全,没有在不见人烟的荒郊将我就地赶下车。听说他后来为此受到了严重的处分。我真是害苦了他!)车继续行驶。夜更深时,车停在了最前沿的检查站。冻僵了的我被令下车,安排住在感觉当时对我既礼貌,又有警惕性的(对我这不速之客,这家人只字也不问)一户肃静人家。我预感到不可能与担架连的蔡润国汇合了,饥寒与困顿中很快在暖炕上睡着了。早上,附近军营的哨声将我催醒。我马上就要被遣返了。

上车前,我遇到一排大概是从最前线上回来整编的战士。虽是在零下30几度气温下,他们的身上都没穿大衣,只是短军衣,满脸的冻疮有的在淌水。但又都个个精神抖擞,一副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这就是和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一样的——我们最可爱的人哪!我们先是相互惊异而又亲切地望着对方。不,那是一种亲人间深沉的目光的拥抱!那一刻,我仿佛像当年彼埃尔理解了俄国战场上的士兵们一样,理解了眼前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不惜一切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突然,一位战士,紧接着是好几位战士围拢向我。他们摘下我头上的皮帽,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饼干,他一把你一把地,将饼干尖尖地装满了我的帽兜儿。这一定是他们战斗中爬冰卧雪时的口粮啊!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艰苦战场上分得的口粮,来表达对自己所保卫的祖国人民的爱意,寄托对后方亲人的思念!

当天我回到了连里,一面把前线解放军送我的北京产的“快乐”牌饼干,分给同屋的老六与小卫等伙伴们,一面兴奋地为她们讲述着两天来的见闻经历。没想到,等着我的却是领导严厉的批评与勒令检讨。检讨中,我不敢写出行为的全部真正的心理动机。我怎敢讲出:除了朴素的爱国热情之外,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还受了敌国文学作品中艺术渲染的鼓动,崇拜并效仿封建贵族彼埃尔,以及自己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心理呢?消除了开始的几分自豪,代之以更多的,是内心的羞愧与恐慌。并且我才发现,行为幼稚草率的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不良身份——被专政的“走资派子女”,高中专业又学的俄语。这就给了一些极左的或心理阴暗的好事小人以口实。“扒军车”几乎成了有些人污我“投苏修”的代言词。更可怕的,还有一些心照不宣地对我的疏远与回避,甚至是歧视的眼神。我扪心自问:“我,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后代,怎么可能有一星半点背叛祖国的企图呢?”但那时我真是有口难辩,更有时自卑地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时间可以证明清白无辜的事实,友情与信任可以修复心灵的伤痕。没有料到的是,由于生活中我加强了严肃性与组织纪律性,少给别人添乱惹麻烦,劳动中表现出积极肯干,当然再加上父亲被解放也正逢时,我这个曾经的中国的彼埃尔,在同去北大荒的北外附的同学中,竟最先被选送回城上学,开始了新的命运里程。并且后来有幸光临了青春时的偶像彼埃尔的故乡——莫斯科。

作者:杨小松(1963级高一入学俄语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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