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北外附的外语老师皆来源于外语学院优秀教师，外交部翻译及外语学院刚毕业的学习尖子。我高一入学遇到的第一位俄语老师马秀芹就属于后者。以她当时一口标准甜美的莫斯科音，她原本可能分配到中央电台做播音员。但她选择了作教师--教书育人。
20出头的马老师端庄，秀丽而又温柔，对学生很有亲和力。她刚刚跨出大学校门，教学经验不足，但有高度的责任心，工作勤恳竟业。每天除了课堂授课，早自习或晚自习时间，我们的教室里也常离不开她的身影。对于调皮的我，马老师更是时常给“上小灶”。晚上，伴着她宿舍幽幽的台灯，马老师常逐词逐句地教我朗读俄语。在她的耐心教导与帮助下，我增强了学习兴趣与信心，学习成绩逐渐提高。我至今仍能吟唱的所有的俄文歌曲是马老师教会我的。我今生看到的第一场俄文版电影《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青年时代》是马老师带我去的。此外，和她在一起，我还得到了一种额外的精神享受。那就是像花朵儿沐浴到阳光雨露一样，父母在外地工作的我，感受到马老师母亲般的关怀与慈爱。
升入高二，我们换了俄语老师。马老师仍然关心着我的俄语学习。得知我俄语升学口试得了5分，她轻轻地捏着我的大腮帮子，别提有多么欣慰喜悦了。不久，在我们高三同学几将踏入外语学院大门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我们当然不可能立即意识到，那对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究竟是幸运还是灾难性的转折与变故。正当我天真而又忘我地投身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风口浪尖儿”上，我的马老师，她可也仍没有忘记我。她把我拉到一边，态度坚决地说“红卫兵组织不符合十六条，小松，你应该赶快退出!”我当时却正在“革命大批判”，“大串联”的兴头上。虽然，对当时红卫兵中有些人(以及后来各类形形色色造反派的)的过激行为，甚至随之出现的对无辜者的粗暴残忍的行径，我和其他许多同参加红卫兵的同学一样，内心也是很反感抵触的。但是，当时的自己就像《红楼梦》中的焦大不甘出走贾府一样，我也是不会听从马老师的规劝，立即脱离红卫兵的。我回答马老师:“请您放心，我一定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事后回想，当年马老师所要表达的决不单纯地只是劝阻我参加红卫兵。她作为一位青年知识分子，无力扭转整个社会的越发混乱的局面。她不得已惟有阻止自己心爱的学子，不要参与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情。在那非常时期，马老师敢于找到我，劝我，敢于对红卫兵说出“不”字，真可谓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每当我回想起我们那次对话，对善良，正直又勇敢的马老师不禁心中充满由衷的敬佩与无息的思念。
许多年来，每当听到播放出我所熟悉的前苏联与俄罗斯歌曲的旋律--“共青团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我心中都会怦然回想起，是马老师教会我们的这些优美动听的俄文歌曲。这些歌中所表现的年轻人特有的昂扬斗志与浪漫情怀，在我人生的各个时期与不同境遇中，都感染着我，激励着我。这些歌，我从沸腾的校园唱到广袤的北大荒原野，唱回到喧嚣的首都北京，又唱到我那从少女时期就魂牵梦萦的莫斯科。我凭着马老师及其他外语附中老师给我打下的高中俄语基础，业余强化学习，终能协助与促进所在的化工研究单位与俄罗斯方面的科技交流，并得以有机会两次出差到莫斯科。
90年代初，我携丈夫女儿全家探望身患重病的马老师。那时的马老师显然已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她见到我，没有惋惜抱怨自己命运的无常与不幸，而只是感叹自己拖累了丈夫，使之不能在国家最需要时出任外交使节。后来，大概是按马老师的意愿，在她去世时，丈夫仍出使在俄罗斯。她临终时，夫妻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这就是马老师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永远是事业第一，他人第一。马老师，您过早地离开了这多姿多彩的世界。马老师，您永远是我生活与做人的榜样。我会将您永远铭记在心中！
作者：杨小松（1963级高一入学俄语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