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四十五年前，1972年2月21日我进入外语附校上小学四年级，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但记忆中的画面依然清晰深刻，特别是我的老师们，她们从没有被忘记。
东城区和平里二小三年级一班的一堂语文课上，班主任万春森老师推开教室门，点我名字，叫我到老师办公室去一趟，让我带上语文课本。我推开老师办公室的门，里面有两个女人，我不认识，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们一前一后坐着，坐在前面的女人两颊胖胖的，微笑着示意我坐下。“你读一段课文吧。”她说。“读哪一段呀？”我问。“哪一段都行。”这么简单的事，我心里想。读完课文，我回到教室继续上课，以为什么都没发生。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后来知道是军代表）找到我家，要见我妈。我记得他和我妈谈了一会儿，问了一些我妈家的事。军人走后，我问“妈，他是谁呀？” 我妈说“他是外语附校的，调查你姥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外语附校这个名字。
我姥爷是地主，我妈的出身就是地主。地主也不都是黄世仁、南霸天。我妈说姥爷家里接待过八路军住宿，还给过八路军粮食，属无罪恶地主。我顺利地进入了外语附校。
住在学校里，每天抬头看到的大人只有老师。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就被定格了，成为我心底里的记忆。
刘道义老师是我们班小学时的英语老师，她面容清瘦，个子不高，走起路来步履轻盈，整个人显得很有活力。英语课开始前，经常看到刘老师胳膊下夹着一大摞书本资料走进教室。相对于她的瘦小，书本显得有些沉重。那里面有我们班的作业本，她为我们班备课准备的资料，还有其他班级的作业本，她还兼着其它班的英语课。
刘老师的英文板书很漂亮，每次上课都喜欢看她在黑板上写字，写到黑板上部时，她要踮起脚尖，够着写，显得有些吃力。但写上去的字体依然整齐漂亮，每个字母都不打折扣。上完课，黑板上写的满满的，特别好看，我有些不舍的看着被擦掉。
看到刘老师总会看到一张笑脸，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校园的其它地方。见到她叫一声“刘老师…”，“唉…”，她总会高声回应，脸上满满的笑容。她的笑容里有温度，暖暖的，感觉像和亲人打招呼。
附校的老师们自己的时间很少，从早自习到晚自习，他们把很多休息时间都花在学生身上了。为了参加全校英语汇演，于韵秋老师一对一地辅导我参演的诗朗诵。于老师个子高挑，皮肤白润，嗓音甜美，面部表情生动，善长教表演。她示范发音标准，语调优美，甚至有些夸张，让我觉得很难模仿到位。她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纠正我的语音语调。她的热情和投入感染我一遍遍练习，直到她认为满意为止。这样的演练都是利用下午下课后，要连续几天。类似的课外辅导在我的记忆中不止一次。于老师给我的训练帮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很感谢她。还有一件事我要感谢于老师。高考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报的外贸学院，第二志愿报的北外。交志愿表那天，于老师手里拿着我的志愿表，把我从教室拉到我宿舍，把房门从里面锁上，好像是不想被打扰。她在我旁边坐下，给我讲了很多北外的优势。等我从宿舍出来，我的志愿表上的第一志愿已经用涂改液改成了北外。对于这一改动我从来没后悔过。
邓俊秉老师是初中教我们班时间最长的英语老师，我是她比较喜欢的学生之一。她经常会在课后请学生到她宿舍，宿舍里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张书桌。书桌上放着多种英文书籍，还有几个漂亮的食品盒，里面有大白兔奶糖，榆皮花生和山楂片。我们三两个同学坐在邓老师床边，边吃边和她讨论当天英语课学习的内容。课堂上没听懂的，没时间问的问题，经过邓老师的耐心讲解和梳理，搞明白了。那个年代大白兔奶糖属于贵的糖果，由于手头零花钱紧张自己很少买。和邓老师在一起这样轻松亲切的场面在我和老师的交往中是一生一次的经历。
从招我到外语附校的李毅生老师（那位到和平里二小面试我的老师）到离开附校多年依然保持联系的邓俊秉老师，每当想起她们，我心里总是充满感激。每当想起在附校的学习经历，最温暖的画面里总有我的老师们。
作者：左惠珍（1972级小四英语班学生）
原稿写于2016年12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