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到了柏林。好像是旧地重游，但是，一切都很新鲜。
上一次来，是德国伯尔基金安排，有专门的历史学家为我导游，讲解德国的历史。这一次，朋友安排了一位中国人，导游白姑娘为我做向导。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一千个导游，就有一千个柏林。
白姑娘很善解人意，知道我想看什么。路过施普雷河边时，她突然说，总理默克尔家就在附近。我知道，默克尔正在中国访问，于是提出来对等一下，访问她家门口。白姑娘说，可以，这里只有两个警察保卫，而且不干预游人到总理家门口照相。
其实，这是一栋普通的公寓楼，好几个门洞，而默克尔住的这个门里有二十个住户，默克尔的住所是用先生的名字登记的。在公寓前的马路上停着一辆警车，很破旧的那种，有两个警察，看上去有一把年纪了，我们在门口游荡他们并不干涉。我只是纳闷，默克尔总理大妈要去菜市场买菜的，那菜市场在哪儿呢？再一个纳闷是，德国的出租车都是奔驰为主，保卫总理的警车不能更高级一点吗？
德国经济很发达，但是也盛产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也许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了。所以，下午专门去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只有几十个平方米，似乎和他们的光辉形象不相称，但是，这里是柏林，他们两位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家，没有更多的光环。我要和两位大人物合影，同伴嘲笑我，一看你就是党培养出来的。我说，当然，这两位思想家影响了中国100年，仅此一点，也值得我和他们在他们的故乡合影留念。
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洪堡大学，在主楼的上楼处，我看到了金色的马克思语录，大意是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感慨说：他老人家的改造世界的力度蛮大的，中国的巨大变化，和他的思想紧密相关。
思想家实际上是多维度的，有些思想家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德国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没有人把希特勒定义为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在洪堡大学门口的地面上，嵌着一排不大的金属铭牌，记载着这所大学当年被纳粹迫害而死的人的姓名，德国人用这种方式，来记录那段历史。在柏林墙遗址旁，也有不少这样的铭牌，记录着何时何人因为要翻越柏林墙而被击毙于此。
说到铭牌，必须说在倍倍尔广场的那一个，铭牌右边刻写着：“1933年5月10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烧毁了数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左面是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序幕，人们在哪里焚书，最终，人们将在那里焚人。”这是著名的海因里希.海涅说于1820年的一段话，虽然说在100多年前，却仿佛看到了这段历史的发生。
思想家的魅力就在于此。
有必要重述这段历史。
1933年4月初，掌权不久的希特勒制定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签署了所谓《保护德意志人民紧急条例》，下令“切除民主制的毒瘤”，大肆焚烧进步书刊，迫害“非德意志”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事件越演越烈，法兰克福市率先禁止犹太人在大学里教书、在舞台上表演和在音乐厅演奏，柏林的大学校园里挂出“最危险的敌人是犹太人”一类的大幅标语。
在40天的时间里，希特勒指使其纳粹党徒放了两把火。第一把火是烧毁国会大厦，第二把火是焚烧进步图书。在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柏林市又一次陷入烈火的恐怖之中。 5月10日夜晚，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出马。在他的煽动指挥下，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手持火炬，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来到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 。广场上，一堆堆搜缴来的禁书已堆成一座座小山。在带队的冲锋队员号令下，情绪激昂的学生们把火炬扔到书堆上，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像举世闻名的化学家弗里茨·哈柏和爱因斯坦的作品等，欧美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和海伦·凯勒等人的作品也未能幸免。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年，柏林市政府在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现在改名为倍倍尔广场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并定5月10日为“焚书日”，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自己民族耻辱的历史一幕。
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纪念碑造型非常别致，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两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
柏林墙
到了柏林，似乎柏林墙成为必到之地。所以，这次又到了柏林墙。二战后到1960年，东德跑到西德约200万人，人民选择用脚投票。1961年8月13日，苏联和东德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并从15日起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在东柏林境内修筑起一道“柏林墙”。用墙把人民留在共产主义社会。很多人为了翻过这堵墙牺牲了生命。
柏林墙也成为了历史，但是德国人没有把它完全清除干净，而是保留了很多遗迹，甚至周围楼宇上的不少涂鸦也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所以，在德国，专制、纳粹要想死灰复燃是很难的，因为人民总是记得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白姑娘问我，要不要去波茨坦看看，有点远。我毫不犹豫，一定去，再远也去。
这是一座和二战联系在一起的城市。
73年前，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美、英、苏3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1945年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和斯大林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晤，史称“波茨坦会议”又叫“柏林会议”。
当时，因为柏林基本被战火毁掉，只得把会址定在了波茨坦。这个小城在柏林西南27公里处，为勃兰登堡州首府。会议举办地采茨利霍夫宫建于1791年，是囯王为其妹西西莉亚及妹夫所建的行宫。
波茨坦会议的背景是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在远东对日作战还在激烈进行。为了商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
战后世界格局的很多变化和这次会议有关。据说，当年斯大林是由一万多军人护卫而来。而英国中途换人，是因为丘吉尔在大选中落选。赢得了战争却被人民抛弃，有人替他愤愤不平，他却说了一句话：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民众把我赶下台的权利！
身临波茨坦，历史扑面而来。
除了二战的历史，还有很多历史故事。
相传腓特烈大帝仰慕中国，那时候也是“厉害了我的国”？大帝没到过中国，按照自己的想象在无忧宫旁盖了一个中国茶室，按照想象做了中国人的塑像。在我们真的中国人面前，似乎有点一样，起码鼻梁太高了！
离无忧宫不远，有一座硕大的风车，白姑娘讲了这个风车的故事。
据说腓特烈大帝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风车是一个例证。1736年，为了满足波茨坦作为一个新型贵族行宫城市的需求，由故事男主角腓特烈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批准磨坊主约翰·威廉·加运利兹在加伦山上一处八面来风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风力磨坊。依据当时的普鲁士法律，风车的不动产物权是毫无争议的，但仍需向国王缴纳租金。
而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即是本故事的男主角）继位之后，便下令在那座大风车磨坊旁边，仿照法国凡尔赛花园的形式来兴建了一座夏宫——桑苏西宫，又称无忧宫。不料，无忧宫高大的围墙大大减少了旁边的磨坊能利用的风力，有时甚至运转艰难。于是，磨坊主加运利兹就因维护自己物业的“通风权”，与腓特烈二世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法律争端，而流传后世的“德国磨坊主告国王”的传奇故事，正是由此开始。
据德文资料《腓特烈二世时代司法形象一瞥》的记载：“1746年腓特烈二世命令波茨坦“战争与领地法院”审查磨坊主加运利兹对他的申诉，并在命令后附上一份亲笔信，说明：“由于无忧宫用高墙围绕着葡萄园并种植了高树，这确实导致加运利兹的磨坊因为风少而必须停工、还要年年交租……”因此，这位公正的腓特烈二世，面对事实，向法院表示认可了加运利兹的申诉，及批准了加运利兹提出的“要不就减免租金，要不就由国王承担费用，在其他合适的地方建一个新磨坊”的要求。磨坊主则利用了国王的大度，在要求国王新建磨坊自己经营的同时将无忧宫旁边那座风力微弱的旧磨坊卖给了另一位磨坊主卡勒茨，而卡勒茨10年后又把磨坊转卖给了科格。简而言之，18年间，该磨坊换了三个主人。到了1781年的时候，第三任磨坊主 科格再次用“通风权”受损为诉由将国王腓特烈二世告上了法庭。这一次的结局，仍然是磨坊主赢得了诉讼：“国王承认其权利因为自己的物业而受到了侵犯，从1781年起豁免了他的租金。”
这故事是真的吗？
还有一个说法，是国王为了自己葡萄园的美观，希望磨坊主拆掉这个风车，但是遭到磨坊主的拒绝，诉诸法庭的结果是国王败诉。
我想，无论故事的真假，哪怕是编的，也说明当时的德国人，或者说是欧洲人，把平等和法治看作是非常要紧的事情，说明他们有自己的追求。
看重人的平等，尊重人，这是德国的一个到处可见的事实。
德国的公共交通似乎是一个佐证。
昨天在柏林用了各种交通工具、地铁、轻轨、城铁，买了一张票，一天内都是任意乘坐。关键是都极为方便，下地铁站到上车，基本上都是几十米搞定，以人为本，而不是比赛豪华高端，在这里充分体现。
从泰格尔机场离境，这个机场是二战后匆匆建起来的，很小，但是很方便。每个航班对应一个登机口，我们今天是10号，出租车直接开到10号门口，办理登机、托运、安检都在十米范围内，异常方便。导游告诉我们，除非遇到罢工，一般很少晚点。对比中国的比着赛的豪华又不方便的机场，只好无语。
要说不方便，就是柏林的公共厕所，每次方便要0.5欧，没有零钱就很不方便了，我开玩笑说，难怪德国人到中国拼命上厕所，原来是认为占便宜了。
作者：周志兴（1965级初一入学英语班学生）
